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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长群发出闭园通知的那一天，陈梦在闲鱼上挂出了十三个链接：40套课桌椅、滑轮小黑板、各式儿童教具和书柜……

半年过去，从幼儿园搬回来的家具零散地融入她位于县城的家中，低矮的蓝色小书柜里，散乱地塞着塑料袋、卷纸、衣架，只有柜边残留的姓名贴宣告它曾与幼儿园的关系。

在开自己的幼儿园之前，陈梦在广州一家幼儿园做了15年幼师。2016年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子女政策，她和丈夫认为这是一个机会，未来会迎来一波新生儿潮，他们辞职回到广东河源老家，开了一家乡镇幼儿园。

陈梦如今还留在广东幼教同行交流群里。“群里现在经常有转卖教具的，我们也不会去问为什么，一般就是招不上来生了。”她说。

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之际，武汉一家央企幼儿园首次开始对外招生，不再将招生范围硬性规定为本单位职工子女。幼儿园学位争抢“白热化”似乎尚在眼前，转眼“招生难”又成了陈梦这样的民办幼儿园园长眼前的现实。

2022年，中国新出生人口首次跌破千万大关，三年后学前教育阶段的生源缺口已经显露。生源影响下，幼儿园生存考验的潮水已经一浪一浪打来，最先受到影响的是一些偏远地区，处于人口流出状态的私立幼儿园。在这之后，一些普惠园也感受到了招生压力。

幼儿园生存战背后，到底是一幅怎样的现实图景？

1. 从“入园”难，到“一孩难求”？

2019年，何艳为了孩子上幼儿园的事，费了一番工夫。当时她和丈夫在公办园、普惠园和民办幼儿园之间来回奔波，“做了无数个备选计划，焦虑录不上公办园怎么办，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最后录取的普惠园，还是何艳托关系才成功入学的。

2019年进入幼儿园的那批孩子，出生在2016年。那是全面实施二孩政策的第一年，中国新出生人口数量达到1883万人，是2000年以来的最高点。

到2022年，孩子从幼儿园毕业时，所在的普惠园老师开始需要承担招生任务，主动问何艳，家里有没有什么亲戚的适龄儿童可以推荐，2022年的招生进度不乐观，生源形势严峻。

在深圳经营一家普惠性幼儿园的吴玲也直观地感受到了招生规模的缩减，过去五六百人的幼儿规模逐渐缩水成近年来的300多名学生，除了新生明显减少，中途退园的孩子也正在变多。“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

北京丰台一位家长告诉“豹变”，2016年自己家附近还有4所民办幼儿园，综合收费在每月3500元到5000元不等，不过到2022年，只剩下一家仍在营业。

从2010年开始投身幼儿教育事业的幼儿园园长王娟，十年间把幼儿园经营得小有名气。不过，2022年9月她还是关停了自己创办的幼儿园。王娟说，刚开始的一两个月自己适应不了新的生活节奏，没有了孩子在身边，感觉空落落的。

陈梦的幼儿园也是在2022年秋季停止运营的。她的幼儿园在镇上，规模不算大，各年级2个班，每班20人左右，收费在当地属于中等偏上水平。2022年夏天，陈梦的招生计划是40人，但只收到了20份入学申请。

个体案例里，每所幼儿园有各自不同的困境，但是它们也汇成了宏观数据里的趋势。

根据教育部公开数据，2022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89.7%，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

然而，幼儿园数量却遭遇2008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2022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8.92万所，较上一年减少约5600所，降幅为1.9%。

其中，普惠性幼儿园24.57万所，占全国幼儿园的比例为近85%。这个普惠性的概念包括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这也意味着2022年民办幼儿园数量在4.35万所，比2021年的5.01万所，减少了13%。这其中存在一部分民办幼儿园转普惠园，剩下的可能更多已经关闭。

幼儿园数量减少，与人口出生率的下滑有关。自2016年二孩政策全面实施以来，新出生人口只在当年迎来了一次大增长，后续增速明显放缓，到2022年开心娱乐这一数据跌破1000万。

自2017年开始，全国每年的新生儿数量都比前一年减少100万到200万，这些在三年后就会体现到幼儿园生源缺口上。

2. “生源大战”背后的复杂现实

和外界的认知不同，幼儿园的黄金时期并不在二胎政策全面开放后三年的2018年，而是在2012年～2016年。

吴玲说，2013年时，自己在深圳的幼儿园迎来了第一次招生的小高潮，那一年六七月的招生旺季，电话响个不停。除了固定电话之外，她不得已又增开了两个手机号码，专门用以接听咨询家长的电话。

那时候，深圳的公立幼儿园一位难求，门槛也高，需要父母均有深户，还需要提交各种房产证明，“深漂”的孩子们纷纷涌向民办幼儿园。吴玲的幼儿园就是在那时规模达到了600人，原来作为活动室和储物室的房间也被紧急改为课室。

在北京经营幼儿园的王娟，也是在2012年左右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幼儿园学位变得紧张，很多家长纷纷咨询入学事宜。王娟将幼儿园搬到了别墅区，在占地700平的小院里开始教学，总共能够容纳60个孩子。

从过去的发展历程来看，幼儿园大扩张阶段除了稳定的人口出生率保障了生源池子，还有居民收入提升、城镇化推进等诸多因素影响，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宽松政策的指引。大趋势下，民办幼儿园的发展也迎来高潮期。

从2010年11月，国务院颁布促进学前教育发展的“国十条”，解决“入园难”这个社会突出问题，学前教育规模快速扩大，到2016年《民办教育促进法》（简称民促法）修订，明确民办学校的营利性和非营利分类，营利性幼儿园地位得到政策保障后，幼教资本证券化开始加速。幼教投资热在那时兴起，并以2017年红黄蓝上市，一系列的幼儿园并购达到高潮。

不过幼教行业中关于利益和公益的博弈始终存在。2017年5月，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颁布了《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左右”。同时，各省市区开始制定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标准，逐年确定一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将提供普惠性学位数量和办园质量作为奖励和支持的依据。普惠园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

吴玲的幼儿园也是在这时被纳入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行列。吴玲说，在补贴之后，幼儿园的收费大概为7000-8000元/学期/人，在深圳属于中等偏下水准。被纳入普惠园，获得补贴之前，收费约为9000元/学期。

资本过度介入后带来的行业乱象，尤其是2017年11月红黄蓝事件催生了幼教管理的全面升级。2018年监管明确，民办幼儿园一律不准单独或作为一部分资产打包上市。

幼儿园的洗牌就已经慢慢展开。

普惠园对于像王娟这样的民办幼儿园从业者来说，是一种最直接的冲击。王娟说，自从普惠园越来越多，园里大概每年都有几个孩子会转到附近的普惠园。“也可以理解，毕竟普惠园的价格确实有优势。”

民办幼儿园里有一部分选择走高端路线，高硬件设施、高规格、高收费，来满足有经济基础的家庭对于育儿的需求。而另一部分规模小，硬件设施不突出，缺少特色的中低端幼儿园，在普惠园、公立园的挤压下，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教育部的数据也显示，在园幼儿数量从2021年出现多年来首次下滑后，2022年继续下滑至4627.55万人，同比减少近178万人，降幅为3.6%。而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持续提升，民办幼儿园的招生难越发明显。

如今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不同定位的幼儿园所感受到的冲击也有所不同。人口流入区域的公立园、有口碑的普惠园不愁生源，而人口流出区域的中尾部民办园、普惠园均感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力，在“生源竞争”战中争抢。尤其是普惠园之间的竞争也开始加剧。

今年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在提案中表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接受政府限价收费及财政生均奖补，但多地普惠幼儿园的收费与政府生均䃼贴之和，远低于实际生均培养成本，一些地方政府本该发放给普惠幼儿园的财政奖补款拖欠不给，致使幼儿园收不抵支，经费匮乏，运营困难，导致幼儿园转让倒闭现象时有发生。

叠加疫情三年的影响，一些现金流不稳定的幼儿园迎来一批集中关闭。*****开心娱乐*

2022年末，北京大兴区民办幼儿园“一百倍”在疫情停课一个月后突然关停。在《新京报》的报道中，这家幼儿园的执行园长表示，其中有房租无法减免等原因，关停是无奈之举，年底要交324万元租金，二房东不愿意降租，也不同意分期付款。

2021年秋季学期，陈梦发现陆续有些家长无法按时按月交幼儿保教费，常常需要催缴。还有家长和陈梦商量，能否降价一些。

对于位于北京、深圳等大城市的幼儿园，疫情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根据相关规定，幼儿园应该按月收取幼儿保教费，幼儿如因故请假，则应按实际出勤天数退费80%或50%；在停课期间不出勤，则应不收取保教费。

学前教育的疫情防控向来是最严格的，即使社会面经济生产照常进行，幼儿园也常常停课。在此期间，民办幼儿园的租金、水电、教职员工的工资及五险一金等，都仍然是一笔巨大的支出。

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王娟仍然想要坚持将幼儿园办下去。2022年还按照最新规定，投入了十多万元，为幼儿园装了外挂梯，这对于疫情之下艰难经营的幼儿园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支出。

然而，坚持到2022年夏天，王娟不得已还是做出了停园的决定。通知孩子家长时，还有家长请求她涨价，以维持幼儿园的运营。

但涨价并不是解决这些民办幼儿园困境的终极方案，王娟还是把幼儿园关停了。

3. 转型，托育是未来吗？

不断提高标准的资质规范和收紧的监管，也是民办幼儿园们的压力所在。

2021年，《民促法》实施条例正式公布，规定不得通过并购、协议控制（VIE）等方式，控制实施学前教育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对于行业而言，洗牌正在越来越无法逃避，个体和头部企业都困在局中。

2022年3月，“幼教第一股”红黄蓝教育宣布调整业务重心。红黄蓝教育在亲子园、幼儿园、竹兜教育三大业务主线中，逐渐退出直营幼儿园的领域。公告称，考虑到监管环境和公司发展的需求，将不再拥有旗下90所直营幼儿园的合同控制权，资产剥离于2022年4月30日生效。同时，红黄蓝解释称，此次剥离是出于相关合规要求。

对于这样的调整，行业龙头红黄蓝选择将国内的业务转向B端，为幼儿园和亲子中心提供跨品牌、内容、系统、培训等服务。红黄蓝教育联合创始人、CEO史燕来在2022年财报中表示，未来公司将转型为教育服务平台企业。

对于经营民办幼儿园的小微企业而言，B端的业务转型方向无法复制，但另谋出路、寻找机会已经迫在眉睫。

广州番禺的幼儿家长陈妍对“豹变”表示，孩子目前就读的民办幼儿园当中，托班业务明显比常规学前教育更受欢迎，“现在家长工作压力大，上托班的孩子很多，包括我自己也很早把孩子送到托班去了。”

托班业务成为私立幼儿园最受欢迎的业务，除了因为家长的个人偏好以外，还因为目前公立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不断扩招，入学难度逐年降低，到幼儿园阶段，很多家长会选择让孩子转到收费更低、更有保障的前两类幼儿园。

“豹变”在广东某公立园了解到，目前公立幼儿园并不另外提供0-3岁幼儿的托育服务，托育是在官方学前教育体系之外的一环。

吴玲表示，自己的幼儿园原先并不招收0-3岁幼儿，因为托育业务并不好做，是行业里默认的“硬骨头”。和0-3岁婴幼儿打交道，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相当大，对老师的精力要求也更高。但在幼儿园缩招、倒闭危机下，他们也正在考虑开拓托育业务。

毕竟，在逐渐逼近的招生危机之前，活下去才是民办幼儿园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命题。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